晚清时期，公羊学盛行，其三世说的社会进步观念与西方社会的先进理念碰撞，深刻影响了当时的中国思想界。社会与工业化的西方世界的对比，强化了进步观念的普遍接受，使之成为主流思维模式。这时期的奢靡论，实际上蕴含了强烈的社会和政治立场。

谭嗣同根据中国与西方的经济差距，提出了社会财富随社会进步而增加的观点，他认为，社会进步会导致奢靡之风的兴起。他批评传统的“天地生财，止有此数”的观念，认为这是与社会进化论相悖的。谭嗣同认为，俭奢的价值观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私天下的制度与俭相联，而公天下的制度则与奢相符。尽管其观点在今天看来有局限，但它是对西方繁荣的反应和对变革的呼吁。

梁启超也从西方社会理解中，从进步角度评价奢靡，他认为奢侈与富强相连，与《礼运》中的观点相左。谭嗣同和梁启超都将节俭视为落后的象征，但他们提倡的是工业化道路，而非单纯崇尚节俭或奢侈。

章太炎从社会进步和竞争的角度看待奢靡，认为它推动科技进步，是社会发展的必要阶段。他甚至将其视为手工业发展的推动力，尽管这种观点有待商榷，但他揭示了奢靡与手工业的内在联系。

严复批评崇俭观念，指出过度节俭可能阻碍经济发展，但强调节俭应该是创造财富，而非囤积。他对谭、梁观点的批评，显示了对奢侈的复杂看法，认为奢侈虽对部分人有利，但整体上会损耗社会资源。

总的来说，明清时期的奢靡论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思想变迁和社会发展，尽管存在局限，但其对社会现象的深入探讨和对传统观念的挑战，仍值得我们珍视和反思。他们的声音，虽然零散，却承载着历史的独特见解。

扩展资料

形容词，意为挥霍浪费钱财,过分追求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