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阵子，坏消息好似长了翅膀，飞来一回又一回。经济领域，有突如其来的涨价、还有吓人不浅的染色馒头、瘦肉精；政治领域，有耸人听闻的江西抚州政府大楼爆炸，还有触目惊心的某领导承认包情人丑闻；社会领域里就更多了，像什么莫名其妙的公路罚款、令人失望的故宫表现，不一而足。这些在网络上翻起阵阵恶浪的事件，每每学生追问根由，都让我这个当老师的犯难。

“解惑”之难处，并不在于不知道答案，比如监管缺位、道德底线沦丧、养鱼执法等，心里清楚得跟明镜似的。难就难在不知如何评价此类“烂”象，评价过程又如何把好这个“度”——大学生虽已成年，但成长环境迥异、性格脾气不同、认知能力有别。剖析得深刻一些，认知能力强的，会学会辩证看问题，也会明白“前途光明，道路曲折”的道理，让公理逐渐积淀为潜意识，对其将来成长“善莫大焉”。

但凡事就怕个万一，自己苦口婆心地解释一番、并且小心翼翼地拿“毕竟是个例、少数人、少数部门、少数行为”来垫底，也难保不会有个别学生以偏概全，甚至愤世嫉俗起来。尤其想到骇人听闻的机场刺母案、匪夷所思的药家鑫案。就更让我有如履薄冰之感，深觉教师引导之重要——说出去的话如泼出去的水，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一个略带偏激的错误解释，或是一个正确但不全面的说明，都可能导致“后果很严重”。

就这个问题，和一位媒体的友人探讨，没想到他也深有同感。在他看来，新闻人作为信息的传播者和社会的守望者，理所应当地该有“如探照灯般将某些阴暗角落曝光得如同白昼，又如医生般把社会躯体上的溃烂之处袒露给公众”之担当，但问题是，这种“溃烂”有时会因受众群体的差异，成为反面教材，沦为启发案例、拨动模仿效应。像福建南平郑民生杀童案被曝光后，针对儿童的暴力事件便接二连三地出现。由此，朋友不得不重新反思“自由与责任”这个问题。

而今，媒体朋友反思的结果就是，作为恪守自己行业准则的需要，他当然要把事情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读者。但即便事情再劲爆、再不堪，也要将“煞气冲天”的字眼拿掉。他甚至告诉我，为了远离负面信息造成的“模拟环境”，他的某些同事在择材上，都发生了明显变化，或帮助弱势群体，或激赏乐观的生活态度……总之，传播真善美的东西多了，表现假恶丑的内容少了。他说，这是媒体作为公器的职责所在。

这样讲，并不是说，我会从主观上去刻意地隐瞒负面消息。而是因为，在这个价值观、人生观多元化的当下，兼具“传道授业解惑”功能的教师，说与不说，不止是个两难，而是涉及面广的多项难题——要说，如何说，如何不让它适得其反；要不说，又如何让学生加深认识，以资防范，铺平获得真理的道路。现实就是，爱心不可能自己插上天使的翅膀，学生们一颗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