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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有影响香港市民的生活态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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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宗旨有很多,通俗的说,佛教是对宇宙人生至善圆满的教育。宇宙就是人生活的环境,人生就是人的行为,思想,决定,处事方式等等一切的言行所组成的。 最简单的说,佛教最基本的宗旨就是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有哪个人不希望远离痛苦、烦恼,有哪个人不希望幸福、快乐? 那么,如何能够离苦,又如何能够得乐?佛经中所阐述了很多的方法与原理。 那么就您所发的题目来看: 香港佛教是香港宗教中最具影响力的宗教之一,也是香港宗教历史最悠久的宗教,同时因其历史久远,而代表着香港文明的起源。当今香港佛教拥有八十万信徒,单从信教人数讲,可称得上香港第一大宗教。香港佛教庙宇众多,宗派众多,机构众多,所办的社会服务众多,这里不可能面面俱到的介绍,仅就一些切题的方面做简单的阐述: 香港佛教在经历了早期的“茅蓬时代”后,于二十世纪初开始渐渐与香港社会的发展相结合,逐步出现城市化趋势。从二十世纪初到九十年代初,香港佛教大致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四八年,从镇江金山寺纪修和尚来港当“大茅篷”第一任主持开始到香港佛教联合会的  创立。香港佛教经历了由“茅蓬佛教”向“城市佛教”的演进,“城市佛教”倡导“人世”的传道方式,由“弘扬佛法”向“参与社会”纵深发展。其中,创办佛教学校标志着香港佛教参与社会取得实质性发展。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开始,香港佛教出现了较大的跃迁。由“茅蓬”向“城市”转化。香港佛教由“禅农自给”形态向“市区社会”形态的转变。历史上禅宗隐居山林,自给自足的佛禅生活,随着香港社会的发展及时代的变迁,出现了突破农禅自给的新转变。弘扬佛法,推广佛教、走出山林,步入都市,弘法新形式新方法新组织相继现出、佛教与香港的都市生活开始融为一体。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创办佛教学校。香港佛教进入市区社会的重要标志,就是创办第一所佛教学校。一九三○年,何东夫人张莲觉及霭亭法师于香港波斯富街正式创办了香港佛教学校宝觉义学。其后,发展为宝觉女子中学,在澳门及新界洪水桥设有分校。宝觉学校以为贫家女子提供教育机会、为佛教培育人才、为国家培育人才及为香港社会培育人才等为其教育目标。该校以慈悲博爱,国家兴亡,人人有责为发展方向,体现了战前佛教参与投身时代,为国分忧的爱国爱教精神。课程设置大多适应贫家女子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技能,如珠算、缝纫、编织,以保证她们独立谋生。一九四五年佛教学校大光义学于新界大埔成立;一九四六年青山义学于屯门成立;一九四八年志莲义学于九龙钻石山成立,同年佛教耀山学校于九龙加林边道成立。这些学校都遵循了“入世宏化,参与社会”的办校思想。 创办佛教团体。一九三九年法静法师在港首建“静庐”,为佛教从山林走向市区提供了发展模式,随后创立了宏法精舍佛学院。二战前,香港知识分子中一批佛教居士周寿臣、蒋法贤、刘德谱等组织成立了香港佛学会,推举高浩文为会长。进行经常性佛学研讨,念佛,并请法师讲经。二战后,香港社会满目苍痍,孤儿乞丐,触目皆是。为了给劫后余生的香港社会提供精神依托、觉光法师在陈静涛、王学仁等居士的支持与协助下、创办了香港正觉莲社。针对市区社会人心虚浮等弊病,提供持戒以自律,念佛以净化自心,将自行化他的佛教理念融入市区生活,在港首开“严持戒律,宏修净土”的佛教先风。与此同时,莲社还举办了“108周念佛活动”,每次参加者在廿五至五十人间,广泛团结四众信徒,形成了以净土宗(晋代慧远大师首创净土宗)为主要特色的都市佛教风范。战后,香港佛教另一重大转变,就是创办了佛教联合社团。一九四五年香港佛教联合会正式成立。推筏可大和尚为会长。其宗旨就是肩负战后建成香港的使命,团结香港佛教僧俗男女,联合佛教四众,弘扬佛法,同修佛道,上弘佛法,下济众生,以社会弘法方式及教育宏化方式,取代农禅传统弘法,为香港佛教发展开拓新方向。 创办佛教刊物。一九三一年,香港佛教首份刊物《人海灯》正式出版发行,创办人、编辑、校对、发行,都是佛教徒,并来自佛教宝觉仪学女校监、女校长、女教员、女学生。在二战前,该刊物成为香港佛教界颇受欢迎的读物,使城市居民及佛教徒能够汲取佛教教育,在茫茫人海中,看到导航“明灯”。这份刊物对于战前“烽火离乱”香港贫家妇女的处境及人们彷徨的心态进行了适时介绍,并启发世人面临乱世临降,必须要有忧患意识,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经过战时的停刊,后又复刊。继《人海灯》后,相继又出现了《宝觉同学》、《宝觉季刊》、《无尽灯》、《圆音》等刊物。 推广佛教音乐。在二战前,由知识分子组织的香港佛学会在宗教实践及教义宏化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与改进。城市的市区佛教,除了请法师讲经外,佛学会还极力倡导并推动念佛与音乐合一,致力五会念佛。五会念佛是,分别以二音,五音,七音,二十音;收板,共五组乐韵,持续以五种格调,轮替变化旋律,往返重复、唱颂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念佛音和谐、悦耳、易学。香港佛学会根据大势至菩萨自述念方式,编订了《五会念佛新声》,组织宝觉女校学生,参与唱念,灌制唱片,推广流行。战前有广州及广东各大寺院流行,深入人心,影响深远。 第二阶段,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九三年、从北僧大批南下香港到内地佛教协会协助宝莲禅寺建成天坛大佛。香港佛教经历了由吸纳内地僧众来港全面发展佛教事业,到同内地佛教交流合作拓展活动空间的发展历程。这其间,香港佛教抓住了两个机遇,一是抓住内地僧众大量南下抵港及大批难民涌入香港的机遇,拓展佛教慈善及社会服务事业;二是抓住内地改革开放的机遇,积极寻求内地佛教界的支持。扩大香港佛教的影响力。二十世纪下半叶,香港佛教,无论是佛教团体、佛教场所的建立及佛教传法活动,还是佛教团体办的医疗、教育、慈善及社会服务等公益事业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全面兴盛的局面。 香港回归后,香港佛教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同内地的联系更加密切,香港佛教在支持内地“希望工程”、促进同内地的佛教友好交往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其地位亦日益提升,其影响力日益增强。 总的看,以香港佛教联合会为主体的香港佛教界,在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进程中,做了大量积极有益的工作,同时借回归的历史机遇,有力地推动了香港佛教的发展、提升了佛教在港的地位,使香港佛教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