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几位前辈关于世界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文章和作品，我自己思考一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年梁漱溟老师谈“世界文化三期再现”说：“从质量上讲，世界未来的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类似于近代希腊文化的复兴。这是一个很好的预言，也是一个很好的愿望。梁老师称之为“中华文化的复兴”，即孔子礼乐的复兴。这是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说的话。上世纪80年代，当他说“我们今天应该如何评价孔子？”《东方学术概观》引用前任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云：“孔子是中国政教之源，中国的历史不过是孔子一人的历史。”大四学生刘仪征引用云《中国文化史》:“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没有孔子就没有中国文化。孔子传下的几千年文化，孔子开启的几千年文化。”梁老师说：“两位老师的话差不多，但刘老师说的更清楚。”大众的话很发人深省，让我想到了中国的“尊孔”、“批孔”。记得十年前，季羡林先生在《从客观上看中国文化》一文中谈到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时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认为世人评价孔子时，不能不遵循这个规律。这里，先从“尊孔”说起。孔子在世的时候，虽然是“圣上之时桃园的采集者和分配者”，但似乎并不怎么成功。鲁迅先生曾说：孔子决定做“现代圣人”是在他死后，但他活着的时候吃了很多苦。东奔西跑，虽然你曾经是鲁的警司，但马上就下台了，丢了工作。而被有权有势的官员鄙视，被野蛮人嘲笑，甚至被暴民包围，饿死。徒弟虽然收了3000块钱，但是只用了72块。然而，真正可以信任的人只有一个。有一天，孔子很愤慨地说：“如果你什么也做不了，你可以在叉旁的海面上漂浮。如果你跟着我，有什么理由？”从这个负面计划中，我们可以看到新闻。为什么孔子死后才“成为现代圣人”？这要从现代的“独尊儒术”说起，还要感谢刘邦和武帝。本来刘邦并不崇拜儒家，也不崇拜孔子。据《汉书郦食其传》，一骑士对李生说：“沛公不喜儒术，众客来儒顶，沛公设法解其冠，溺于其中；和人说话，经常骂人。”说刘邦“不喜儒家”。这是一个“好故事”。但刘邦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从“不喜儒术”到尊儒术、尊孔。孙同叔叔在这里起着关键作用。史邦初说是皇帝，与群臣宴饮时，“群臣或饮酒、或醉酒、或呐喊，争胜，拔刀撞柱。”刘邦“患之。”因此，孙同叔叔提出了他的建议，他“加入了儒家学者的仪式”。之后，他以这种“宫廷仪式”敬礼。这一举措立竿见影。史书上说“从以下诸侯，无所惧敬”，“无所敢闹，无所不敬。”于是刘邦非常满意，说：“我今天被称为皇帝。”借此机会，孙同立即向刘邦建议说：“所有儒生的弟子都和他们的大臣在一起很久了。希望陛下当官。”于是这些儒生都有了官衔，各得“五百金”的赏赐。他们高兴地说：“孙叔叔是一个圣人，知道世界的时事。”也就是说，孙同叔叔也是一位“圣人”。从刘邦的“厌儒”到儒生的获奖，可以看出儒生的妙用。再说说武帝吧。梁武帝时期“废百家，献六经”天下皆知，但汲黯说他“由内而行仁义。”这是怎么回事？这说明梁武帝对儒学的崇拜未必是全心全意的。从此以后，这个问题也可以在元帝和的一段对话中看到。云：八岁，立为太子。G

看到宣帝用了很多文法官，被处以刑罚，宣帝大吵大闹说：“汉家有自己的制度，本来就是欺负别人的。怎么可能是纯粹的道德教育和周政治？而且俗儒不时兴，故古而不今，使人眼花缭乱，名实不符，不知所守，何以任用！”奈叹了口气，“如果你惹我的家人，你是王子！”所谓“汉家自成体系”是很有深意的。大概从刘邦开始，就一直是“霸王杂兵”。汉朝的法国风格就是这样，但是元帝不知道，所以宣帝很大方。我50年前写过一篇文章《汉书元帝纪》，也讲过这个问题。关于汉代以后尊儒尊孔，柳诒徵《益世报人文周刊》字讲得很详细。孔子逐渐从“至圣”上升为“最有成就、最神圣的宣传之王”，甚至孔子的后代也被封为“盛宴公爵”。那么，刘老师说“没有孔子，就没有中国文化”，可谓一信一签。同时，鲁迅所谓的“孔子在中国的存在是被有权势的人举起来的”也不是没有他的信仰。孔子不仅在古代受到有权势的人的称赞，在现代也是如此。这是鲁迅亲眼所见。他说：“孔子在中国的存在是有权势的人捧起来的，是有权势的人或想有权势的人的圣人，与普通人无关。三四十年前，凡是想得势的人，也就是想当官的人，读四书五经，做八股文。还有人称这些书和文章为“垫脚石”。也就是说，公务员考试一结束，这些东西就会同时被遗忘，就像敲门时用的砖头一样。门一开，这块砖就扔了。这个人，孔子，死后一直是“垫脚石”的差事。看看最近的例子，就更清楚了。20世纪初，孔子的运气很不好，但是到了袁世凯的时代，又被人记住了。他不仅恢复了祭祀仪式，还制作了一种新的古怪的祭祀礼服，让朝拜者穿着。随之而来的是君主制。可是，门最后没敲，袁死在了外面。剩下的都是北洋军阀，他们在觉得自己要完蛋的时候，用它敲开了另一扇幸福的门。占据江浙的孙将军，在路上随便砍杀百姓，复活了抛锅礼；张宗昌将军，进了山东，连钱数和兵妾数自己都数不过来，又刻了《中国文化史》，把圣言当成了可以通过肉体关系传染的性病之类的东西，收了一个孔子的后代做女婿。然而，幸福的大门仍然没有向任何人关闭。”在鲁迅看来，袁世凯、孙、张宗昌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和古代的人一样，尊儒尊孔为己用。从刘邦到袁世凯，虽然改朝换代、尊孔的文化传统持续了很久。至于3批孔，也可以从古代说起。且不说与孔子同居的隐士对孔子的嘲讽，只有汉代的王充和明代的李治。王充在“评法批儒”时期，曾以“批孔”著称。他写了《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写了《论衡》。但“问孔”不等于“批孔”。他只是说孔子的话并不总是对的，并不认为“圣贤言而无信。”提出这样的问题并没有错。王充也写过《问孔》，批判汉代儒学。但是，他对汉儒的批判并不等同于对孔子的批判。《儒增》他说：儒家讲五经，多失其理。以前的儒者看不到故事的结局，却是空空如也。后儒信前师之言，以旧叙学之言。如果你是老师，你就会成为教授。及时做官，努力上进，小心谨慎，好好考。所以，假话不断，真事却没了，五经也没了。况且王充从来没有批评过孔子。男性

在“评法批儒”时期，李贽也以“批孔”著称。看来李治批孔比王充批孔更扎实。当年礼部叫张文达革除李治时，曾说他“以孔子是非为缺据，痴人过生日。”李志《正说》确实说过“评判孔子是非”的话。他说：我不在乎前三代；三代之后，汉、唐、宋也。中间几千年，谁没有对错，真的没有对错吗？以咸孔夫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无是非耳，但再给是非者，又能安之？夫妻之间的是非之争，如年龄，昼夜变化，不尽相同。昨天不是今天，今天也不是后天。虽然今天孔子复活了，我不知道怎么做是对是错，但是我可以惩罚他的职业！在全世界都在“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的时候，李贽的言论确实“疯狂而恶毒”。看来问题不在于他批判了孔子，而在于他违背了官方儒家的统治。这对当代政治和宗教是有害的，对世界人民也是有害的。但大金吾审问李治时，李治说：“罪人写的书很多，对圣教有益。”李治去世后，袁中道写了《自纪》，也说他的作品“大大地补足了世界和人心。”这种情况，不知道谁信。从以上尊孔的例子可以看出，历代权贵一般都是尊孔的；凡是“识时务”的儒生，也就是知道时务的人，都尊敬孔子。两千年来，只有半个王充和一个李治是无知的。李治涉嫌批孔，所以不得好死。历史表明了这一点，也让人不禁怀疑。当然，对于思想抗拒的人来说，还有更现代的东西。近百年来，世界大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不仅自己改朝换代，西方文化也大量涌入，中国的文化大门不得不打开。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出现了尊重和认同孔子的新问题。五四运动本来不是“批孔”运动，而是提倡“新文化”。打倒“孔家店”，孔子在天地之间就无处可逃了。当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批评也有尊重，意见也不统一。这似乎和政治观点有关。康有为主张变法维新，撰写《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建立“儒教”，推崇儒学。章太炎主张种族革命，写了《李温陵传》，说“孔子之教，只为与时俱进”，“儒者趋利。“这是一批漏洞。然而，张对这个洞的批准却半途而废了。《孔子改制考》年，他说自己“兴奋，鄙视孔子”，因为他“深恶痛绝儒家”。张的变心，与他后来“既自民，渐入颓废之唐”，可能不无关系。此外，刘给写了一封信，倡议“尊孔”、“读经”；林琴南《诸子学略说》说“克服孔孟，铲伦理”，意思是“人心尽失，万劫不复。”这些都是尊重孔子的。五四以后李大钊的《致柳翼谋书》，鲁迅的《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书》还是有影响的。李大钊说：“中国的工人运动也是打破孔子阶级主义的运动。按照孔子的理论，对于工人阶级来说，他们总是被置于被统治阶级统治和牺牲的地位。”他还说，“孔子不是一个永恒的真理。孔子，或者其他古人，只是一代哲人，绝不是万世楷模。他的理论在中国两千多年，都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太大的变化，他的理论适合那个经济情况。现在经济变了，他的理论从根本上动摇了，因为不能适应中国的现代生活和社会。有几个崇拜孔子的信徒每天都去曲阜参观，穿着夏虹

”说“法条有名有教”“不是永久真理”，并从经济上作出这种解释，在当时是很新颖的。但在林琴南看来，大概也是“盖孔孟，铲伦理”的无稽之谈。鲁迅的文章，我前面已经引用过了，这里就不讨论了。但有一点要说的是：鲁迅的文章虽然可以说是对孔子的批判，但他的批判主要是对孔子的批判。鲁迅的论点不是基于“经济”，而是基于事实。从袁世凯到张宗昌，都有关于尊孔的故事，鲁迅讲的很有意思。这些故事看似不是鲁迅编造的，却发人深省。上面提到了“尊孔”、“批孔”，现在又要回到“中华文化复兴”上来。什么是“中华文化的复兴”？说白了，只有两个字：“尊孔”。“尊孔”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梁漱溟老师在谈到“未来世界的文化”时，也非常肯定地说：“未来世界以礼乐变法，都符合孔子的宗旨。”他又说，“虽然不敢说以后会用孔子的整套礼乐，但礼的主旨就是那样，你也不能回避。”这种说法非常自信，不容置疑。但我百思不得其解，敢问：“孔子礼乐”的模式是怎样的？梁老师这里没说。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说过。只有鲁迅说，袁世凯在称帝前恢复了孔子的“祭祀”，这个“祭祀”要“符合孔子的目的”；孙还复活了前面提到的“摔锅礼”。可惜余生太晚，没见过。但这样的仪式能称为“孔子的礼乐”和“符合孔子的目的”吗？还不知道。注：《从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第64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第3页，中华书局1992年4月第一版。参见第25章，0755—79000，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参见《梁漱溟学术精华录》。《中华文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第369卷，引自《中国文化史》《文教科技卷》第13页。第3卷，0755—79000，上海书店1982年11月重印。参见《论语微子》。刘0755—79000，转引自0755—79000，第105—104页。三联书店，北京第一版，1998年6月。参见《神宗实录》，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3月第1版。参见李寿昌《明实录类纂》附录第13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与注释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