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阳明与友共学，刘氏兄弟起义。

正德五年冬天，王阳明奉命入京。

在京师，通过朋友介绍新认识了一个叫黄绾的人。两人谈及象山心学，十分投机，王阳明大喜道:此学久绝，子何所闻?

黄绾答道:虽粗有志，实未用功。

阳明道:人惟患无志，不患无功。

一番探讨后，黄绾对王阳明的学问佩服不已，后来以王阳明的门人自居。

黄绾（1477—1551），字宗贤、叔贤，号久庵、石龙。浙江温岭人。两人认识后的第二年因病归家，在家乡办了个石龙书院，专心研究王守仁哲学。为捍卫“王学”，经常与人辩论，后来用王守仁的话说：“吾党之良，莫有及者。”

认识黄绾的第二天，王阳明就把他介绍给了好朋友湛若水，三人相欢语，合意，乃定为终日共学，同食宿同学习。黄绾曰：“他日天台、雁荡，当为二公作两草亭矣。

期间，阳明与黄绾，湛若水，应良等时常切磋学问。应良（1480—1549年），字原忠，号南洲，浙江台州人。正德六年（1511）辛未进士，选庶吉士，从湛甘泉、王阳明讲良知之学。

答黄宗贤应原忠

昨晚言似太多，然遇二君亦不得不多耳。其间以造诣未熟，言之未莹则有之，然却自是吾侪一段的实工夫。思之未合，请勿轻放过，当有豁然处也。圣人之心，纤翳自无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驳杂之镜，须痛加刮磨一番，尽去其驳蚀，然后纤尘即见，才拂便去，亦自不消费力。到此已是识得仁体矣。若驳杂未去，其间固自有一点明处，尘埃之落，固亦见得，亦才拂便去。至于堆积于驳蚀之上，终弗之能见也。此学利困勉之所由异，幸弗以为烦难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恶难，其间亦自有私意气习缠蔽，在识破后，自然不见其难矣。古之人至有出万死而乐为之者，亦见得耳。向时未见得向里面意思，此工夫自无可讲处。今已见此一层，却恐好易恶难，便流入禅释去也。昨论儒释之异，明道所谓“敬以直内”则有之，“义以方外”则未。毕竟连“敬以直内”亦不是者，已说到八九分矣。

后来几人分离，也经常书信往来，互相勉励。对黄绾王阳明更是谆谆教导。

仆近时与朋友论学，惟说“立诚”二字。杀人须就咽喉上著刀，吾人为学，当从心髓入微处用力，自然笃实光辉。虽私欲之萌，真是洪炉点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标末妆缀比拟，凡平日所谓学问思辩者，适足以为长傲遂非之资，自以为进于高明光大，而不知陷于狠戾险嫉，亦诚可哀也已！以近事观之，益见得吾侪往时所论，自是向里。此盖圣学的传，惜乎沦落湮埋已久，往时见得，犹自恍惚。仆近来无所进，只于此处看较分晓，直是痛快，无复可疑。

明朝自明宪宗朱见深开始设立皇庄，土地兼并就日益严重起来，尤其是京畿附近。又由于为了确保军队边马的供应，自开国以来，明政府强令河北等地农民充当养马户，而且当所养马匹死亡或种马孳生不及额时，还要赔偿损失，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农民土地被掠夺，草料不够，马匹不断倒毙。明政府强迫马户出银补买良马，一贫如洗的农民不得不“卖田产、鬻男女，以充其数，苦不可言”，当时有人形容为“江南之患粮为最，河北之患马为最”。在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之下，农民生活濒于绝境，终于爆发了刘六、刘七兄弟俩领导的霸州起义。

刘六名宠，刘七名晨，霸州文安县（今河北文安）人，农民出身。为人任侠好义，骁勇善骑射。因不堪地主豪强的兼并和压榨，同齐彦名等在霸州等地打家劫舍，时称“河北响马”。正德四年（1509），明朝政府增派监察御史驻守天津、真定等地，“专理捕盗”。刘六、刘七家属均遭迫害。齐彦名也被捕，后被刘七等破狱救出。正德五年十月，刘六、刘七在霸州率领数十骑起义，贫苦农民纷起响应，迅速发展为万余人。此时，起义于山东的杨虎也率所部同刘六等人会合，义军更加壮大，起义军和明朝军队展开激烈的战斗。义军活动于京师之南和山东地区。

正德六年三月，起义军连下河北博野、饶阳、南宫等州县，继入山东，攻克日照、曲阜、泰安等二十余州县。明军一路溃逃。广大贫苦农民乐于供给义军粮草器杖。起义军杀地主官僚，焚毁官，劫取兵库，释放狱囚，纪律严明。群众积极支援粮草、器仗，踊跃参加起义军，声势越来越大。明政府增派马中锡、张伟等人提督军务，因慑于义军威力，只能拥军自卫，不敢同义军交锋。

在不断取得胜利的形势下，起义军提出“建国扶贤”的口号，制订了先取河北、河南，扩集兵马，再占南京，建立政权的方针。接着，义军兵分两路，东路由刘六、刘七、齐彦名统领，活动于山东地区；西路由杨虎等人统领，活动于河南地区。五月，东路起义军由山东入河南，进湖广转趋江西，又挥师北上，直抵霸州。西路杨虎一支由南而北，六月进山西，又东入河北，直抵文安，八月，两军会攻霸州，威胁京师。在此形势下，明政府加紧设防，撤换马中锡和张伟，改派兵部右侍郎陆完提督军务，统领边兵和京营官军阻击起义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