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原是殷属下西方的一个小国，要想对新占领的广大地区实行直接有效的统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难办到的。特别是在殷的老巢——殷王畿建立新的政权，安抚殷的遗民，更使人感到棘手。面对新的问题，周武王有点茫然无措。

于是和周公商量，采纳殷遗老（殷的守旧派，首先降周的人）“复盘庚之政”的意见。周武王用以殷治殷、分而治之的办法，把殷王畿内地划分为三个区域。在北的叫作邶（也写作鄁、北），在东的叫作东（也写作鄘、庸），在西的叫作殷（亦称卫）。邶封给纣子武庚（禄父），让他祭祀殷的祖先，保证香火不断。但周武王不放心，同时派自己的弟弟管叔治鄘，蔡叔治卫。令他二人监视武庚，号称“三监”（关于“三监”，历来说法不同。一说武庚、管叔、蔡叔为三监，一说管叔、蔡叔、霍叔为三监。其实，三监的“三”并非确指）。很显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在《尚书》里，周人自称“小邦周”，而称殷为“大邦殷”。周的胜利是小国对大国的胜利，这固然已属不易，而以小国统治大国，其难度更可想而知。周武王不但未杀死武庚，放他一条生路，而且还封他地盘，让他继续统治卫畿内的殷遗民，这并不是史书上所说的周武王有什么仁慈之心，而是一种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办法。由武庚出面治殷比周人直接行使统治权更容易被接受。这正是周武王在政治上的高明之处。

尽管如此，周武王死后不久，武庚就急不可耐地联合周政权内部的管叔、蔡叔，还有东方的奄（今山东曲阜）、蒲姑（今山东博兴）、徐、淮、熊盈等起兵反周。周公旦花了三年时间把叛乱平定下去，周的统治才转危为安。

接下来，周武王又释放囚犯，赈济贫民。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命令召公去监狱给箕子松绑，命令毕公把百姓（这里的“百姓”指的是国人，即生活在商都里的自由民）从大牢里放出来，并到殷贤臣商容的故宅进行表彰。命令南宫括散放鹿台的财物和钜桥的粮食，救济那些无衣无食的人们。周武王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确确实实使纣王统治下的殷人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解放。两相比较，生活在新政权下要比在旧政权的禁锢下好得多，他们自然乐于接受了。周武王还对在灭殷的大业中做出贡献的姬姓亲族和有功之臣论功行赏，这实际上是胜利了的统治阶级在上层进行的权力再分配。最高统治者在政治上、经济上给予贵族们一些好处，来换取他们对政权的支持。《尚书》有《分器》篇，《书序》说：“武王胜殷以后，分封诸侯，颁发宗彝，作《分器》。”可惜《分器》篇今已不传，武王论功行赏的细节——到底封了哪些诸侯，分给什么彝器，就不得而知了。但推想大概同后来周成王时封邦建国的大分封内容差不多，只是数量、规模有所不同罢了。

周武王还曾设想营建洛邑（今河南洛阳市内王城）。在当时，洛邑被认为是天下之中，东、南、西、北都够得上，一旦有事，很快就可以开到。其意图是要以洛邑为东都，加强对东方的控制。《史记·周本纪》明确提到周武王出于巩固政权的考虑，和周公讨论过在洛邑建都的问题，以至于心事重重睡不着觉。周由老根据地歧下经文王迁丰、武王迁镐，重心步步东移，在当时显然是为了夺取政权的需要。而在夺取政权以后，又进一步计划迁都洛邑，无疑是为了便于对新占有的东部广大地区实行有效统治。可惜，周武王没来得及做就去世了。后来，在镇压了武庚的叛乱以后，周公实现了武王营建洛邑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