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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对皇帝的要求:以德治国——敬天、法祖(孝)、勤政、爱民。
皇帝是理论上假设的“大圣大贤”,要遵守帝道,《春秋》一言之褒,荣于华衮;一言之贬,严于斧钺。
内圣而外王,正心诚意,修身齐家,平国治天下。
对民众则施以道德教化,使之成为一种主流的价值观:
比如提倡“孝”,实质上是给了父权很大的权威,从而达到一定的自治目的。
比如提倡“忠”,深入人心,从而使得臣僚们无法撼动皇权的权威。
可以说,用思想改造人民从而达到思想专制,这是儒家比法家有有助于皇权的东西。可谓内儒外法。
(1)施成本在首场,有权并不等于有威,但要有威必须有权。刘邦开白条始当皇帝时,有权无威,将军大臣们在一起喝酒争功,喝醉了乱叫乱说,还拔出宝剑砍柱子,弄得刘邦很难堪,觉得这样下去实在不成体统。大臣叔孙遍吃透了刘邦的心思,便去山东找了30多个儒生来当教员,教大臣将军们进行演礼练习。长安宫建成时,举行正规仪式,设卫兵举旗站岗,文武百官按职按级两边排列,皇帝坐辇车上朝,诸侯王恭恭敬敬地行礼朝拜,庄严肃穆的气氛弄得大家没有不感到害怕的,举行宴会时,也没有一个敢乱叫失礼的。刘邦高兴极了,说:“我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了。”为什么?是因为摆出了威风,显出了森严,看着让人浑身上下哆德,心脏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这就是威的作用。
(2)恩威相济 东汉初年,冯异治理关中甚见成效,有人嫉妒他,便向刘秀打小报告:“冯异权威很重,老百姓都向E着他,现在他被称为‘咸阳王’。”刘秀根本不相信这一套,但他也没有就此罢休,而是将这份报告转给了冯异。冯异大为惶恐,连忙上书申辩,刘秀便安慰他说:“将军对国家的贡献很大,说起来我是君,你是臣,其实却亲如父子,有什么嫌有什么疑,根本不用放在心上。”
这种施威方法的效果是相当不错的。
(3)取信术 汉昭帝时,燕王刘旦和大臣上官桀对司马大将军霍光很忌很,两人勾结起来以燕王名义写信密告于皇帝,说霍光在离开京城时,军官们用对待天子的礼仪来对待他;他还擅自调动军官,专权放纵,可见他有不轨之心。信送到皇帝手中后,迟迟未作处理。
后来,霍光自己也听说了这件事。休假回来上朝时就呆在书画室里,不敢上殿参拜皇帝。皇帝问:“大将军在哪里?”上官桀说:“因为有人告发他,他不敢上殿。”皇帝立即召见霍光,霍光脱下自己的乌纱帽,叩头请罪。皇帝说:“将军请把帽子戴上,我知道那份奏书内容有假,将军是无罪的。”霍光问:“陛下是怎么知道的?”’皇帝说:“将军调动军官还不到 10天,燕王离此地很远,怎么会知道呢?”当时昭帝年仅14岁,他这么一说,朝中大臣都非常惊奇和佩服,而那个上书的上官梁也吓得逃走了。这就是上对下的信任。故宫场有“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之说
(4)韩非的“法、术、势”理 论韩非所谓的“势”,即政治权势;所谓“法”,即代表新兴地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法令、制度;所谓“术”,即任免、考核、赏罚各级官吏的方法与手段。韩非认为,皇帝若没有一套有效合理的任免、考核、赏罚官吏的手段和方法,就无法识别奸佞小人,也就根本谈不上铲除好臣了。法、术、势三者缺一不可。、韩非批评申不害大谈其“术”而不重“法”;商鞅重“法”而无“术”,各有所偏。韩非在《韩非子·定法》中认为: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大权,考核臣属办事能力。这是君主必须掌握的一套权术。法者,宪令形成在官府,刑罚一定要合乎民意,赏赐必须要适合法度,而惩罚要用来对待奸佞小人。君主缺乏权术手段,会给自己带来弊端;臣僚不守法,就会扰乱天下。法与术缺一不可,这都是帝王手中的工具。
(5)诸家“驭臣”之术 中国历代帝王都主张大权独揽,
实行君主集权,认为不如此,不足以制驭群臣、《四库全书总目学部法家类提要·无厚篇》曾形象地道出了君王驭臣的重要意义:政治权力,好比君王的车马;权威,好比君王的鞭子;臣僚,好比君王的马匹;人民,好比君王马车的轮子。政治稳固了,则车马就安稳;权威形成了,只要一挥鞭子车就动了;臣僚顺从旨意就算是良马;人民听从指挥,则轮子就转的快了。作为国君如果做不到这些,必有覆车、断鞭、马奔、轮飞的危险。为了使君主牢握大权,不至失势。封建政治家提出了各自的主张。姜太公曾指出:只要君王能具备“六守三室”,就可以国泰民安。六守者,仁、义、忠、信、勇、谋。三室者,”农、工、商。六守施行,则君王安康;三室完备,则国家强盛。很多封建政治家都以为,驾驭臣民,君王需要手段,即一套强有力的权术来对付臣民。一《周礼》中提出了以八种权柄驾驭臣子:即:一日封官加爵,用给他以尊贵来驾驭他;二日赐予利禄,用给他财富来驾驭他;三日给他奖励,用对他的恩宠来驾驭他;四日给他设置车马,驾驭他们的行为;五日让他生存发展,用福寿来驾驭他;六日剥夺他们的权利财富,用贫困来制约他;七曰废弃罢免他的官职,用惩罚来控制他;八日诛杀他们,用以惩罚他们犯下的罪恶。这“八术”的中心思想,就是主张君主要牢牢掌握生死予夺大权。
(6)分割强臣之术 先秦法家认为,“权势者,人主之所独守也”,“下侵上之权,臣用君之术,为乱政之本”。历代有多“势盛侔上,功高震主”之大臣,实行篡权夺位,擅杀大臣,谋废君主。帝王为此不得不在局势许可的情况下,削宇重臣的权势。
帝王用以削夺权势的手段多种多样,最极端者乃至从肉本上消灭强臣。概括起来,不外乎“争、分、隔、制’(四种手段)所谓争,就是运用手段暗中与权臣、重臣争夺民心。
分割之术还包涵这些涵义:分割强臣所掌权力,断其以成势的“源泉”。
(7)明升暗降 所谓明升暗降者,即明为升官,实则降职,夺其实权,徒有空衔。这是君主制度下制服臣下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如唐朝武三思削敬晖等人的权力,即采用此法。敬晖等怕武三思进谗言,以考功员外郎崔提为借口,等待动静。崔提见皇上亲近三思而忌刻敬晖等,于是将敬晖等人的阴谋全部告诉武三思,这样反为三思所用,三思引为中书舍人。武三思对敬晖切齿痛恨,所以后来与韦后屡进谗言,想夺敬晖实权,其采用的手段,就是明尊暗贬。武三思对皇帝上奏:“不若封敬晖为王,罢其政事,外不失尊,内实夺其主权”皇上以为很对,甲午,以侍中齐公敬晖为平阳王,彦范为扶阳王,张柬为汉阳王,袁恕己为南阳王。
(8)调虎离山 所谓调虎离山,即将权臣调离中央,委以边仕,三国时,曹爽掌握魏国权柄,招来司马氏的忌恨。司马氏利用曹爽与魏主有某些矛盾,就用魏主诏令,派曹爽到边疆去做官。曹爽外出,受制于司马氏。司马氏利用职权,陷害曹爽,害得曹爽有国难投,有家难回,欲作富翁不得。后来司马氏蒙蔽魏主,权倾朝野,捏造罪状杀害曹爽,为日后墓位扫清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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