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垒政策在1974年11月港英政府宣布实施，允许来自中国的偷渡客进入香港并拥有居留权，前提是能够接触到香港的亲人。一旦在边境地区被截获，将被遣返中国大陆。这个政策的实施有多个层面的理解。从世界市场的角度看，70年代是西方国家产业转型的时期，大量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国外迁移。香港利用劳动力价格低的优势吸引订单，推动了经济的起飞，因此需要大量内地劳工支持发展。但当劳动力涌入过多导致人满为患时，港府又适时推出即捕即解政策限制新移民进入。

从文化心理的角度，抵垒政策的实施与香港人本土身份认同的建立紧密相关。在七八十年代，香港的第二代人逐步建立起了“香港人”的身份，他们在社会各个领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同时随着公共屋邨政策的推行，他们开始有了“家在香港”的感觉。社会福利的分配基于有无香港身份，导致“我者”与“他者”的概念逐渐清晰。在这种背景下，即捕即解政策的出台也显得合理。

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197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动荡时期，而港英政府管理下的香港相对稳定。抵垒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人道主义政策，为寻求稳定与安全的内地民众提供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