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为何成为中国首个西方建交国家？这与瑞典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定位和中国身份认定有关。

瑞典作为“第三条道路”国家，认为自己是“道德大国”，在与新中国交往中逐渐明确其角色与身份。新中国的身份也逐渐清晰，被视为有联系的国家、经历战争创伤的独立国家、受霸权国家威胁的国家、需要传播正义的国家。

瑞典的独特第三条发展道路使其对意识形态和宗教意识相对淡化，不受资本主义阵营约束，且在北欧区域拥有独特地位，平衡美苏，无畏于强权，有自由外交的空间。瑞典在与中国的交往中，考虑到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而非政治联盟、政权扶植或势力维护。

瑞典对自身正义大国的角色定位，以及需要“被传播正义”的中国的他者定位，使得对新中国的态度友好。瑞典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国内较为稳定，有外交的精力。与中国的长时间段贸易活动与文化交流，为外交联系的快速展开提供了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认为瑞典在内战中支持国民党，并向蒋介石军队提供了大量弹药，这表明瑞典的决策更多基于经济利益而非政治利益。然而，瑞典与中国的关系并非政治联盟，主要关注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

瑞典在联合国针对朝鲜战争美国提出的中国是“侵略者”的指控中，投票反对，显示了其对中国态度的独特性，不能简单地用权力利益结构等传统理论来理解。

综上所述，瑞典成为首个与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与其独特的角色定位、经济利益考量以及与中国的文化和贸易联系密切相关。中瑞关系的演变是基于双方对彼此身份关系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