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日本财长竹下登、前联邦德国财长杰哈特•斯托登伯(Gerhard Stoltenberg)、法国财长皮埃尔•贝格伯(Pierre Beregovoy)、英国财长尼格尔•劳森(Nigel Lawson?雪等五个发达工业国家财政部长及五国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Plaza Hotel)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这就是有名的“广场协议”(Plaza Accord)。

1985年9月，美元兑日元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协议签订后，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快速下跌到200日元附近，跌幅20%。据说在广场会议上，当时的日本财长竹下登表示日本愿意协助美国采取入市干预的手段压低美元汇价，甚至说“贬值20%OK”。

在这之后，以美国财政部长贝克为首的美国政府当局和以弗日德•伯格斯藤(Fred Bergsten，当时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为代表的专家们不断地对美元进行口头干预，表示当时的美元汇率水平仍然偏高，还有下跌空间。在美国政府强硬态度的暗示下，美元对日元继续大幅度下跌。1986年底，1美元兑152日元，1987年，最低到达1美元兑120日元，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美元兑日元贬值达50%，也就是说，日元兑美元升值一倍。

为了抵消日元升值对本国出口贸易的负面效应，日本政府从1987年2月到1989年5月一直实行2.5%的超低利率。在超低利率刺激下，日本国内泡沫空前膨胀。日经平均股价在4年中上涨了2倍.1989年末最后一天，日本市场交易创下接近4万日元的历史最高股价，得意忘形的人们认为“明年股价可望达到5万日元”。然而以这一天为转折点，1990年市场交易的第一天，股价就落入了地狱。

再来看看日本的房地产热———自1985年起，日本六大城市土地价格每年以两位数上升，1987年住宅用地价格竟上升了30.7%，商业用地则跳升了46.8%。土地价格的急剧上升造成土地担保价值上升，土地所有者能借此从金融机构借到更多的钱，并以此位本金再去购买别的土地。然而，到了1997年时，住宅用地价格比最高价时已下降了52%，商业用地更是下降了74%。泡沫的崩溃造成土地交易几乎无法成交，而金融机构则被坏账紧紧包裹无法动弹。

日元升值使海外企业和土地等资产价格以及金融资产相对比较便宜，于是日本企业和投资家意气风发地大量接收已开始出现泡沫破灭征兆的美国国内资产。美国则借由美元贬值等因素成功转移了泡沫破裂成本和外债负担，充分利用这个缓冲期发展以信息产业为龙头的新经济。

90年代日元再演币值上升风云，1995年一度达到1美元兑换80日元，此番升值对制造业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企业通过加强管理提高生产率的余地几乎全部消失，日元升值已经达到了日本经济无法承受的水平。随后，在美国的干预下日元开始贬值并引发了“抛售日本”狂潮，日本经济的增长潜力笼罩在阴影中。泡沫破裂后，由于日元贬值造成日本银行资本充足率下降，再加上日本金融体系中固有的信息不透明等问题，使银行体系受到市场的严厉惩罚，一些大银行纷纷破产或重组。自此，日本从“十年衰退”状态进入“退休日本”状态。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拉鲁奇（La-Rouche）等人对《广场协议》大加挞伐，认为它是包含布热津斯基原则 的金融泡沫转嫁协议，在日本制造了庞大的“超级日元”泡沫，引诱日本充当了境外美元资产的大买主，为美国巨额财政赤字提供了融资，为濒临绝境的美国房地产投机商“解套”，为美国的通货与宏观经济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本国最终却在不可避免的泡沫破灭之后陷入十年萧条漫漫长夜，至今仍未完全复苏。凯塞•沃尔夫等人干脆直指美英联合通过《广场协议》、《卢浮宫协议》等工具蓄意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威尼斯泡沫骗局”，诱骗日本入彀。

确实，20世纪90年代日本“失去的十年”与《广场协议》摆脱不了干系，正由于日元过快地大幅度升值，同时迫于美国压力快速、全面推行了金融自由化，刺激了日本在海外大规模投资，日本在很短时间内就上升为全世界名列前茅的资本输出国，“收购美国”之说一时甚嚣尘上，石原慎太郎的《日本可以说不》一书也应运而生。对此火上浇油的是1987年2月的《卢浮宫协议》，日本迫于美国压力实施了1987年2月至1989年5月的超低利率，以至于日本经济界人士中间弥漫着永久低利率的神话，有人甚至声称日本的低利率应该是世界“低利率接力的最后一棒”， 而正是这种低利率一方面极大地刺激了日本资产市场的膨胀，1989年东京黄金地段帝国大厦的地价就超过了加利福尼亚所有房地产的价值，一个东京市的地价竟然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另一方面激励了企业、个人、机构奉行激进的高负债策略，借入资金用于国内外资产市场的投资。当资产市场泡沫膨胀到顶峰而日本银行也不得不修正超低利率时，资产价格泡沫轰然破灭，众多日本企业、机构和个人转瞬之间沦为“亿万负翁”，致使日本的经济复苏之路在巨额不良资产的拖累下格外坎坷。

从日元升值的经验和教训看中国人民币

日元每次升值均不同程度地给日本经济带来一些短期利益�通过国内外商品价格相对变化促进民族工业尽快自立自强，迫使其提高竞争力和劳动生产率；在进口原材料和石油等方面节省大量的外汇；使那些受低汇率保护的、效率低下的出口企业或利益集团受到冲击，有利于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化及经济结构的调整；汇率上升又使日本有产阶级的财富大幅增值 ；促进资本输出和日元的国际化进程；给日元对外借贷带来增值效益；减轻还贷负担。

日元的升值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1年2月从1美元兑360日元升值为306日元�固定汇率�；第二阶段为1973年2月到1985年9月逐步升值为1美元兑240-250日元�浮动汇率�；第三个阶段为1985年“广场协议”迄今，日元升值为1美元兑90-140日元。

战后，日本的产业发展、经济振兴以及国际贸易立国是在长达20余年的锁定日元低汇率的背景下实现的。1949年，为控制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改革当时存在的多重汇率，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的帮助下制定了“道奇计划”和“经济安定九原则”，将美元与日元的汇率锁定为1：360。正是这一固定汇率的实施，使日本产业获得了重返国际市场的机会。日本国民经济的外贸依存度也因此从1946-1950年的12.3%迅速提高为1956-1960年的23.4%。进入60年代以后，日本的出口产业增速加快，出口贸易急剧增长。60年代前期日本出口指数的年均增长率为17.9%，后期为15.1%，几乎为同期世界贸易增长速度的两倍。日元低币值的固定汇率一直实行到1973年2月。这期间，日本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在1951-1955年、1956-1960年、1961-1965年和1966-1970年四个区间内，日本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分别达到8.2%、8.7%、9.7%和12.2%。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日元在1971年2月第一次升值时的产业基础。由于受惠于长达20余年的1：360的日元固定汇率，日本出口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大提高。1961-1965年和1966-1970年，日本出口总额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7.9%和15.1%。1971年时，日本普通钢、热轧薄板和冷轧钢板的成本仅分别相当于美国同期成本的56%、70%和68%。197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与1960年相比增长了10倍以上，并成长为世界第三大汽车出口国。日本的钢铁与汽车两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标志着日本工业化阶段发展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在这种产业背景下，日本才于1971年12月将美元与日元的汇率从1：360调整为1：306。

从70年代初期开始，日本进一步加快了其产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及高开放度的进程，也因此在汽车等产业领域成为美国的强大竞争对手。1975年，日本跃居世界汽车出口的第一大国。1981年，日本尽管实行对欧美市场的“自主限制”，其汽车出口仍达605万辆，而同年排第二位的联邦德国仅出口215万辆，一向号称汽车大国的美国当年仅出口了69万辆。正是这样一个严重不均衡的市场格局引发了此后长达数年的日美汽车贸易摩擦。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政府对美国采取了只说不做的对外贸易政策，给本国产业发展争取了更多的时间。1980年5月，日美双方达成鼓励日本汽车企业到美国投资设厂的协议。但这个软弱的协议对日本企业几乎没有任何约束力。1981年以后，尽管日美间几乎每年都就日本“自主限制”的问题进行谈判，但日美汽车贸易的严重失衡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美国对日的贸易赤字仍不断扩大，两国的贸易矛盾终于激化，“广场协议”由此产生。此后，日元升值进入第三阶段。

与之相比较，以汽车为例，分析中国目前的产业基础及国际竞争力。虽然2002年中国汽车产业的产量和销量都实现了36%的年增长速度，但总规模也仅为310万辆，同年美国在不景气状态下的汽车销量仍达1100万辆。目前全世界的汽车产量约为5400万辆，中国的汽车产量所占比重不过5.74%，其汽车出口在世界出口中所占比重更是微乎其微。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的产业基础与日本相比远不及日元第一次升值时的水平，更无法与“广场协议”时的水平相比。

以上事实还可以说明，日本经济正是在低汇率的保护下发展起来的。如果迫于压力，人民币必须升值的话，可能带来的后果如下：

温和升值。一国货币只要存在升值预期，外资或者热钱就会大量涌入，压迫该货币继续升值。以日本为例，1985年的“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大幅升值。这之后的10年间，日元汇率平均每年上升5.2%。也就是说，如果国际资本在日本买入某一资产，如股票、房地产、债券、日元等，即使这一资产没有盈利，它也可以通过汇率的变化获得每年5.2%的增值率。在日元升值的早期，只有少量国际资本进入日本，买入日本的股票。此后日元升值，股票上涨，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进入日本。这种状况带来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进一步刺激了日元的升值，二是导致日本国内货币供应量过度增加，再加上当时日本国内实行的是非常宽松的低利率货币政策，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刺激了日本房地产、股票价格继续大幅上升，日本的泡沫经济也因此生成。日本经济从1986年开始出现泡沫现象，到1989年底达到顶峰：日经平均股价上涨到38915.87日元的历史最高水平；东京市中心地价提高了2.7倍。1990年起，日本金融机构和房地产公司倒闭破产现象时有发生，泡沫开始破灭。这一悲剧后来被公认为是引发日本经济衰退至今尚未复苏的罪魁祸首之一。

剧烈升值。中国的外贸规模约为7000亿美元，直接或间接与贸易相关的就业人口超过1个亿，汇率剧烈升值，将使中国的出口形势急剧恶化。中国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外国进口产品价格低廉，冲击国内市场，这不仅会造成中国失业人数的增加，也会给中国最终摆脱通货紧缩带来困难。如果中国经济发展势头有所减缓，只会对世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另外，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世界及国内经济环境中，许多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人民币突然升值，显然没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