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开埠开启了这个古老海滨城市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西方列强借此机会纷纷涌入，英国凭借其特殊地位和先入优势，在烟台山上最优地段建立了领事馆。随后，法国、美国、挪威、瑞典、德国、日本等国相继在烟台山设立领事馆，至1932年，共有17个国家设立领事馆。他们在烟台山下设立了洋行、银行等，以加深经济侵略。1864年，英国商人率先在山下开设了和记、汇昌两洋行，主要进行进出口贸易和航运代理。到1901年，烟台的外商数量增至26家，1906年增加至40家，其中日本洋行最多，英、德、美次之。这些洋行通过领事机构和海关控制，形成了垄断经营，控制着对外贸易出口和航运权，参与鸦片贸易等非法活动，大量低价掠走中国产品，向市场倾销外国商品。1905年，烟台对外贸易额达到1420万海关两，进口洋货960万，出口土货仅460万，进口贸易额是出口的两倍。

传教活动也是烟台开埠期间西方侵略的一部分，外国传教士在城乡开展活动，以教堂为据点进行经济和文化渗透。基督教长老会、浸信会等在烟台相继设立教堂，如长老会的韦廉臣夫妇于1855年在烟台传教，美国长老会的麦嘉蒂和郭显德夫妇随后也来到烟台。至1936年，烟台的基督教教徒数量显著增加，天主教同样在烟台建立教堂和修道院，如1868年意大利神甫昂智鲁斯在烟台建起玛利亚进教之佑圣母堂。

烟台开埠前的城市规模有限，主要为奇山千户防御所和天后宫附近的市场。开埠后，港口的开放吸引了大量劳动力，使得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商业、港口业、服务业等蓬勃发展。城区扩张主要围绕烟台山和天后宫，形成外国人聚居区和中国人商业中心。烟台城区在港口建设期间和之后的20年间经历了两次大规模发展，人口从35000人增长到95000人，再到1931年的131000人。

港口建设与民族工业的兴起密切相连，张裕葡萄酿酒公司等工业的崛起，带动了烟台的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吸引更多人口定居。随着人口增加，烟台的地域范围扩展，街道网络也日益完善，形成了一幅繁华的城市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