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在对目的论行动、规范行动和戏剧行动的深入研究中，提出了交往理性的必要性。他认为，这些行动理论各有偏颇，分别强调了个体目的、社会规范和表演性质，导致了对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片面理解。为了实现对人类社会交往行为的全面认识，必须综合这些行动类型，尤其是通过语言作为媒介，融合它们的真实性、有效性、正确性和确实性，以形成新型的社会交往行动，推动社会进步而非仅仅停留在批判与反思层面。

哈贝马斯从语言的实际运用出发，强调语言不应被局限于单一职能，而应兼顾米德、维特根斯坦、奥斯丁和伽达默尔等思想家的理论，避免语言被片面地理解。在交往行动中，语言的重要性体现在发言者在遵循理解原则下与世界互动，这种互动不仅是直接的，而且是反思性的，语言作为参与者与世界的桥梁，使得行动者能够通过对话达到理解与合作，而非直接与客观、社会或主观世界孤立互动。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建立在语言基础上，这使得他的理论超越了意识哲学的局限，消除了思想者与对象世界的对立，以及语义学与唯名论的矛盾。这种以语言为中心的交往理性，为人类社会提供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理解与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