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合理规模的影响因素众多，包括但不限于自然资源、环境容量、环境质量以及经济效益等方面。

首先，自然资源因素对城市规模的影响不容忽视。以我国为例，人口众多和耕地稀缺的现状使得城市郊区的耕地成为重要的粮食和蔬菜基地。因此，在确定城市发展规模时，必须考虑到与农业、林业用地的综合平衡问题。此外，水资源条件也对城市发展规模产生显著影响。在水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应适当控制城市规模，并避免发展用水量大的工业项目。

环境容量和环境质量也是决定城市合理规模的重要因素。环境容量指的是城市环境要素（如大气、水体、土壤）的自净能力限度。当城市污染物排放超过环境容量时，会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特别是位于山谷地带、水体置换周期长的城市，大气或水体污染问题更为严重。因此，在确定城市发展规模时，必须充分考虑与环境容量的适应性。即便环境容量较大，若管理混乱、工业“三废”未得到有效治理，城市也无法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

经济效益角度的考量同样重要。城市的合理规模需要通过投入、产出损益比较来研究。城市的总产出应包括所有物质产品的价值，而总投入则要考虑城市中所有企业、部门的投入以及造成的外部损失，以及为创造良好环境所花费的投资。当总投入与总产出得大于失时，城市规模被认为是比较合理的。

城市内部存在增长驱动力，即规模收益递增效应，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设施、完善的生产、金融、信息、技术服务，集中市场，以及技术、知识、信息传递、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从而产生较高的规模经济效益。然而，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外部成本上升，包括人口密集导致的成本增加、生产环境恶化等，这需要巨额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和环境治理成本。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过分强调外部成本，采取严格限制城市规模的政策，牺牲了城市的规模收益和发展机会，这是一种代价高昂的政策。根据研究，发展100-400万人口的大城市最能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

我国应控制建制镇数量，提高其素质和平均规模，避免小城镇的重复建设问题。对于现有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应控制人口规模的膨胀，注重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高城市质量，培育富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推动我国经济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