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件事发生在这一年八月。河西打猎回来不久，拓跋焘又前往京城的北山打猎。这次狩猎收获颇丰，猎获麋鹿数千头。拓跋焘遂给古弼写了一封信，要求他征发民车五百辆运输麋鹿。不久后，送信人回来报告，拓跋焘意识到肯定要再次碰壁。他对身边的人说：“笔公肯定不会征发民车，不如用马运送麋鹿回去吧！”命令大家立即返程。走了百里后，遇到送信人返回，车上空无一车，只带回古弼的回信。信中写道：“此时正值谷黄椒熟季节，麋鹿与野猪频繁侵入农田糟蹋庄稼，鸟雀也不断啄食粮食。加上风雨侵袭，地里粮食夜收日收，仅剩早上的三分之一，损失惨重。民车正用于运送庄稼，怎能征用去运麋鹿？请稍等几日。”拓跋焘读信后，感叹道：“果然如我所料，笔公确是社稷之臣矣！”

古代的臣子，尤其是皇帝的秘书，不阿谀逢迎，不曲意讨好，已是难能可贵。而像古弼这样的臣子，坚持原则，事事为国为民着想，竟敢得罪皇帝，实属罕见。当然，这与他遇到了拓跋焘这位杰出的明君不无关系。公元451年，拓跋焘被人杀死，其孙子拓跋浚（即文成帝）继位，不到一年，因古弼“议不合旨”，找借口将其杀害。此事发生在公元452年下半年，知情者无一不喊冤，惋惜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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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弼，代人也。少忠谨，好读书，又善骑射。初为猎郎，使长安，称旨，转门下奏事，以敏正著称。太宗（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嘉之，赐名曰笔，取其直而有用；后改名弼，言其辅佐材也。令弼典西部，与刘洁等分绾机要，敷奏百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