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戴着面具呐喊后，陷入深深的虚无感。他试图逃离“待死堂”，但第一次努力以失败告终。他不愿接受虚无感，因为他深信人生的意义。然而，他也不能否认内心的“鬼气”。虽然他声称不再思考哲学式的问题，但他无法真正摆脱对人生的深刻思考。

鲁迅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对人生的认识。他意识到，自己原先对人生的理解导致了失望和痛苦。他试图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人生，以寻找新的希望。在一九二五年，他已经对那些空洞的将来论持怀疑态度，认为这只是逃避现实的手段。

然而，鲁迅仍然需要一个关于将来的说法，作为自己行动的依据。他将“大时代”的概念引入自己的思想，认为这将是一个生死决战的时代。这个观念既不完全是空泛的许诺，也不是绝望的呐喊，它提供了一线希望。

鲁迅对知识分子和文学家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他开始意识到，知识分子和文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并非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重要。他重新思考了他们的命运，并开始强调他们在革命中的痛苦和牺牲。

在虚无感中，鲁迅采取了极端的方法来振作自己。他将一切都归于必然性，试图以此来缓解自己的沮丧和虚无感。他将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与自己的经历联系起来，得出了一个悲观的结论。

鲁迅在虚无感中挣扎得太深，以至于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极端方法来提振自己。他将自己、将来、知识分子和文学都拖入泥潭，使它们都变得黯淡无光。他相信，既然置身于这样的世界和社会，遭受苦难是在所难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