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中晚期的金文，特别是在齐、鲁等地，已经形成了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书体。这些金文不仅在形态上与西周晚期有所不同，而且在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尽管目前的研究资料尚不足以对所有国家的金文进行细致的国别研究，但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可以将金文分为四个主要区域：东方的齐鲁，中原的晋，以及南方的诸国和关中的秦。

齐国的金文资料相对丰富，从春秋中期开始，齐金文便展现出两种不同的风格。一种字体瘦长而工整，笔画流畅，显得庄重而典雅；另一种字体较为方形，笔画舒展，风格豪放。这些风格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书法艺术和审美取向。

鲁国的金文则较多保留了西周晚期的风格，稳重而敦厚，这可能与鲁国保存的周礼传统有关。春秋中晚期的鲁国金文字形大小不一，相比西周晚期，部分字体笔画更为曲折，布局也更为宽松，体现了时代的风格。

晋国的金文发现不多，但已知栾书缶的铭文属于春秋中期偏晚，其书体接近于侯马盟书，显示出当时流行的手写体风格。春秋晚期的晋国金文书体更为多样，有手写体和艺术型字体两种，前者又分为方折笔和圆笔。

南方诸国包括蔡、许、徐、楚、吴、越等，其金文大致可分为三种形式：随意的手写体，工整的艺术型字体，以及特殊的图案化字体，如鸟虫书。鸟虫书以错金形式出现，华丽而富有装饰性，流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秦国金文与东方及南方诸国存在明显差异。甘肃天水的秦公簋铭文是春秋中晚期的代表，其铭文较多保留了早期秦金文的特征，与石鼓文在字形结构和书体上相近。秦公簋的文字结构更为谨严，方正，字形更加规整，笔法上由圆转为圆折，显示出秦金文字体的规范化。

至春秋战国之际，社会政治和经济形态发生巨大变化，传统的贵族政治向集权政治转变，新兴地主阶层崛起，社会结构全面更新。这种变革体现在铜器上，不仅礼器制度发生变化，铜器铭文的内涵也有显著改革。战国早期的铜器铭文已较少见到春秋时期的颂扬先祖和祝愿家族昌盛的套语，而战国中期以后，随着集权政治的发展，政府加强了对兵器、度量衡等相关手工业的控制，铭文内容更加丰富，出现了“物勒工名”的铭文，记录监制青铜器的官职、工长和工匠名，多见于兵器和量器。酒食器上的铭文则多记载使用地点和掌管者官职，量器上则记录容量、重量和使用地点。战国铜容器上的铭文资料较少，但可知齐国在战国早期的金文仍保留春秋中晚期的特征，至战国中期后，书体已有较大改观，铜酒食器上的金文排列规整，字体长方形，书体近于手写体，笔划厚重而简约，带有地方色彩。如十四年陈侯午敦铭文为战国中晚期齐国铜礼器上的典型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