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期以来，"和谐社会"已成为大家高度关注的话题。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和谐社会"是与"阶级斗争论"相悖的，但后者却没有那么容易退出舞台。同时存在的还有若干论点，如"法律至上论""制度万能论"等等，它们都奠立在一个"争"字之上，其实都是西方舶来品，能否导致"和谐社会"，就大可怀疑。

如何导向"和谐社会"？历史上如果有这样一种社会，它是怎样形成的？对于一个历史学者，只能从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中寻找答案了。

最近几年，有学者认为我写的《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一书全面否定了对"旧社会"的"旧认识"；也有学者以为，这是"为地主正了名"；还有人说：传统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和谐社会"，以往历史都被歪曲了。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问题还要复杂一些。在十八世纪，租佃关系曾经成为一个令人头痛的社会问题，而被提上议事日程。在那以前，政府多不干涉租佃关系一类问题，直到雍正五年，政府"定田主苛虐佃户及佃户欺慢田主之例"，始谓："凡不法绅衿私置板棍擅责佃户者，乡绅照违制律议处，衿监吏员革去衣顶职衔，杖八十。如将佃户妇女占为婢妾者，绞监候。地方官失察徇纵，及该管上司不行揭发者，俱交部分别议处。"

也就是说，今后凡遇到田主欺负佃户这类问题，官府就要出面受理。不过，仅有这一条法律规定，好像就是站在了佃户一边。在这样的场合，是更多的眷顾佃户，还是偏向业主一边？从传统政治的观点来看，官府无论站在哪一边，可以说都是不合政体的。所以定律时又加上了一段文字："至有奸顽佃户拖欠租课、欺慢田主者，杖八十，所欠租课照数追给田主。"

至于法律为什么不能只讲一边的话，那就需要我们深思了。

再举一个例子，乾隆五年六月，河南巡抚雅尔图请定交租之例，以恤贫民：如被灾五分，则收成止五分，自应止收五分之租。被灾六分，则收四分之租。甚至被灾十分，租息自应全免。乾隆开始是批："著照所请行。"但在御史陈其凝提出反对意见后，皇帝收回了成命。

为什么对收租成数，法律不做硬性的具体规定？这也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之一。进一步观察清代法律（如雍正五年条例），在处理租欠问题上，什么叫"完"，什么叫"欠"，交多少才算完，是不是非得交够十成，少交几成算不算完租？……对这些问题，法律本身并没有回答。事实上在民事纠纷中，相关的法律条文不过是参考之一，甚至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即使在存在相关条文的场合，也没有必要受法律文言的细枝末节所束缚，而更多的是根据情理，而不是依严格的条文规定来办事的。如果规定许多详尽具体的条条框框，那在清人看来，恐怕就是孟子所说的"罔民"，设圈套让人钻了。

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政府角色"的问题。在十八世纪，中国已面对一些现代问题（如人口大量持续的增加），开始了一些现代努力（如加强政府），它管的事比以前要多的多了，这反而需要考虑：什么事应该归政府来管？什么事不归它管？管，又管到何等地步？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难题。

十八世纪，中国政府挺身而出干预租佃关系问题，可谓带有一定的现代性；同时，又考虑保持政府应有的适当角色，也可谓带有一定的现代精神。

在实际生活中，一方面存在政府的一定干预，另一方面，中国民间社会则更多的依赖了自身的智慧，即主佃之间的各种罕为人知的"猫腻把戏"和私下行为，而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和谐"，其中若干情节，亦应细细体会。

当然也有读者批评此项研究是有"立场问题"，其中当存在不少误解。其实此书的立意，是站在农民立场，并受当代农民"反行为"研究的启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次演讲中，与会学者也曾集中讨论过这一问题：即这种现象的达成，究竟是由于农民的"斗争"，还是地主的"让"（情让、忍让；在某一案例竟让了一百多石，其他让几十石地租的更是常见），即中国传统儒家理念的作用？或竟是一种"市场作用"的结果？……

经过多年的思索，笔者终于放弃了"阶级斗争"观点，也认识到无论贫富，站在那一边恐怕都是不正确的（特别是从政府及其立法角度来看），并理解到传统政治观念中合理的一面。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8期

和谐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是以“和”的范畴出现的。较早的记载见于《国语·郑语》，西周太史史伯为郑桓公分析天下大势时指出，西周将亡，原因是周王亲小人、远贤臣，不顾人民的意愿，且“去和而取同”。史伯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里把“和”与“同”作为对立的范畴列出，什么是“和”，什么是“同”，它们之间本质的不同在哪里呢？史伯下面举例来分析：“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剸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

这段话首先给人的印象是一些数字：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它们都与肯定的价值相连：金木水火土相配合生成万物，酸甜苦辣咸五种滋味满足人们口味，协调六种音律来悦耳，端正七窍来服务于心智……总之是综合多种因素，使之相互配合协调来组成新的事物或达到理想的效果，这便是“和”。它包含多样性、承认差异性、不排斥矛盾甚至冲突，但最终是达成更高层次的统一与协调，即和谐。所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和”，即是多样的统一。后面史伯又从反面论证这一问题：只有一种声音谈不上动听的音乐，只有一种颜色构不成五彩缤纷，只有一种味道称不上美味，只有一种东西就没法进行优劣的比较。只有允许不同的事物存在，才能有对比，有竞争，有发展，有提高，才能造就五光十色、欣欣向荣的局面，即史伯所说的“和实生物”；否则便陷入单调、乏味、萧条、冷落乃至死亡的境地，即史伯所谓“同则不继”。

比史伯晚200多年的齐相晏子继承了史伯的这一观点并加以发展。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晏子在回答齐侯“和与同异乎”这一问题时说：“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

与史伯相同的是晏子也是用举例来说理，而晏子的针对性更强，就是君主的治国理政如何才能更合理更科学。晏子认为厨师做羹要用各种不同的味来调制，才能得到美味；乐师要融合不同的音乐元素，协调不同特色的声音，才能创造出美妙的音乐。君主治理国家也是一个道理，制定一项决策，发布一项命令，要善于多方倾听不同的意见，正面的意见要听，反面的意见更要听，这样相互补充，拾遗补缺，使决策或命令更完善合理，君臣之间就能在更高水平上达到和谐的状态。

这一思想被孔子归纳提升为衡量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即是说在为人处世方面，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既坚持原则又不排斥不同意见，在相互争论辩解中达成共识，而不是虚与委蛇，随声附和，人云亦云。在此基础上，孔子提出对待君主的正确态度是：“勿欺也，而犯之。”对待真理的态度是：“当仁，不让于师。”按照这一标准衡量，孔子认为颜回不是一个好学生，因为“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颜回只是一味地对老师言听计从，对老师所说的意见不加辨别地一律认同，无条件接受，而不是经过深入思考，提出疑问与建议，丰富补充他人意见。

以上应该是“和”的第一层意思：充分尊重创造性、差异性，善于处理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广泛参考借鉴学习不同意见，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达到理想的状态：和谐。在此意义上，“和”又与一切美好的东西相连，如和谐、和平、和睦、和气、和善、和美、和乐、祥和、柔和、温和、亲和等等，由此“和”被视为中国文化的审美理想和至高境界。——这是“和”的另一层意思。

它首先是指人的身心（包括生理、心理）处于一种最好的状态中。《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是自然人的状态，“和”是社会人之符合礼仪法度从容自然的理想状态，达到这种境界，人就会温和安详从容自若，那么天地各居其位，万物自在地生长发育。

再者，“和”指人与人的关系处于最佳状态中。孔子的弟子有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这里的“人和”指人民的团结，人民齐心合力团结一致是取得胜利的决定性条件。庄子则提出：“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将“和”视为取得快乐的根本，有“和”才有乐，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无间，那么就会其乐融融，怡然自得。荀子则认为人之所以“最为天下贵”，是因为人能“和”，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人与人之间和睦协调就能团结一致，团结一致，力量就强大，力量强大，就能战胜外物。

再者，“和”指人与社会的关系处于最佳状态中。先秦思想家把“和”作为最高的政治伦理原则，作为政治理应达到的一种效果。《尚书》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强调首先把自己的宗族治理好，使之团结和睦，上下一心；然后治理自己的诸侯国并协调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来，天下臣民都友好如一家。这是一种十分理想的社会形态，家庭和睦，国家安宁，人人各得其所，各尽其能，彼此没有冲突。正像《礼记·礼运》中描述的那样：“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一幅多美的人间乐园！

最后，“和”指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平衡与协调的状态。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相互依存，相互支撑，只有处于和谐关系中，才能各得其所，得到发展并生生不息，即《中庸》所说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荀子发展这种观点并提升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这是人类的美好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