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时期，教育制度中的官学得到了显著发展，主要体现在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个方面。在中央，宋朝在国子监下设有国子学、太学等，如四门学、广文馆和辟雍等，分别传授经学、专门知识与技艺，如武学、律学、医学、算学、书学和画学。辽国、金国和元代也沿袭宋制，在国子监下设立国子学，同时引入本民族语言教学，如女真国子学和蒙古国子学，以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

官学的特点之一是思想统治的强化。南宋末年以后，理学教育思想占据主导，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御定教材。在等级限制方面，宋代的国子学和太学已逐渐放宽限制，元代和清代虽然民族界限严格，但同一民族的学生内部等级限制逐渐消失。太学的教学组织形式不断创新，如宋朝的“分斋教学”和“三舍法”，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和选拔制度。

地方官学方面，宋朝设立专门的学官，如提举学事司，通过赐田制度保障学校经费，并发展科技教育和武学。宋代地方教育体系完善，包括各类学校建制、廪养制度和管理制度，如府、州、县各级教育机构的设立和规范。然而，官学的实际效果往往受政治统治力量的影响，学校在培养人才方面的功能随朝代变迁而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时期胡瑗的“苏湖教学法”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历代帝王对学校教育的态度多偏向于科举取士，学校更多是科举的预备场所。如何平衡科举与学校育才的关系，一直是封建社会讨论的焦点议题。

扩展资料

宋继五代十国，面临频繁的农民起义和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的武力胁逼，现实严峻地提出如何维护、延续封建统治的问题，因而在学术领域内一度呈现出相对的活跃局面，先后形成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学派、以陈亮、叶适为首的事功学派、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派、以陆九渊为首的心学派。各个学派在政治上一致要求加强中央集权，而在治术上则有分歧。这一特点，明显地反映在各学派的教育思想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