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教育领域的种种问题，包括衡水模式的争议，我们聚焦于监管是否能真正改善未成年人的处境。实际上，仅依赖加强对学校的监管，并不足以有效改善未成年人的处境。

以一个学生为例，他在假期使用手机发自拍，却因此被学校记处分。这明显干涉了学生的私人自由，学校无权知晓学生的社交行为，更无权以此为由处分学生。这样的学校并未致力于提高教学质量，而是过度强调纪律约束，导致学生的学习时间和兴趣爱好被荒废，无法实现高效娱乐或自主学习。

这样的教育环境缺乏价值，因为它未能提供充分的支持与引导。相反，一些学校凭借提高升学率获得家长青睐，这反映出家长对教育的迫切需求与认知局限。杨永信、吴军豹、陶宏开等教育机构的成功，恰恰揭示了家长对于特定教育模式的认同。

家长愿意将孩子送往专门接受电疗、体罚或羞辱的教育环境，说明此类教育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家长对于升学率和特定教育理念的需求。然而，这种选择背后的根源在于监护人对子女权利的忽视与权力的滥用，以及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

例如，一位真两性畸形者因家庭压力被送往“矫正机构”，仅因希望保留女性身份而遭到强制转变。这类事件揭示了监护人对子女自由的剥夺，以及权力在家庭教育中的滥用。即使在成年后，这位年轻人的选择权也受限于家庭的控制。

这种状况下，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显得苍白无力。监管者只追究学校责任，未能触及深层次的问题，导致类似悲剧无法终结。对于明知学校存在问题却依然将其子女送入其中的家长，应被视为共犯，接受法律制裁，以确保未成年人得到真正的保护，而非仅仅保护监护人的权利。

在教育领域，只依赖对学校的监管是不够的。需要从更深层次出发，改变家长的观念，提高监管效率，确保未成年人的权益得到充分保护，从而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合理、尊重个体的教育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