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介于秦岭山地与江汉平原的中间，上游大部是山地、山间颇多小盆地和峪口；下游则湖泊连绵，地势低洼。北挡汉水之曲、与樊城隔水相对，南有岘山，西南列山如屏、群峰对峙，地势险峻。襄阳的位置决定了它交通枢纽的地位，历代王朝都已占襄阳为握有战略的主动权。桓温、刘裕、岳飞、吴拱等都曾籍襄阳而有所作为。西晋灭吴、隋灭陈、蒙古灭宋都大大得益于对襄阳的控制和经验。曹操、苻坚、拓跋宏也曾试图争襄阳而图江南。襄阳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对整个荆襄地区的控制上。以三国对峙时的格局来看，荆州处三国交接抵挡，地区资源丰富、人口稠密，经济发达，是兵源、粮源的重要供应基地荆州既可以与汉中形成对魏钳形攻势，也可以顺江而下，直捣东吴。

可荆州核心地带江陵，其实很容易攻破，只要拿下襄阳即可，襄阳，江陵在手，则整个荆襄在握，图巴蜀，下江南，自此就能牢牢占据战略主动权。为什么说有了襄阳，就能很容易控制整个荆襄地区呢？所谓“”铁打的襄阳“，襄阳历来为荆襄最重要的城池，拥有坚固的防御工事，且地形上易守难攻，江陵的防御虽然不逊色于襄阳，但没有襄阳的地理优势。以襄阳攻江陵，水路两路，襄阳都处于高势，拥有上游攻下游、山地俯瞰平原的优势。而江陵地处平原，既没有居高临下的优势，又没有善于山地作战的士兵。襄阳兵力正是利用了三峡上游水道及宜昌地区的山地屏障，才具有攻击江陵的优势的。

南宋襄阳一丢，国就不可立，无论是攻江陵掌握这个重要粮食、兵源供应基地，还是沿江而下直抵临安再无难处。三国时，荆州之争贯穿了整个三国时期魏蜀吴三方在政治、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行动，主导了三国之间或战或和的状态，最终西晋灭吴，所依靠的也是从襄阳出发，以上游为突破点，最终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东晋时，荆州大全基本上控制在王氏、庚氏、桓氏等世家大族手中，他们或直接叛乱，或冠冕堂皇地举行北伐大旗，但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尽办法占据荆州、形成总控上游的局面，从而影响江左的东晋政权。桓温死后，桓氏仍在荆州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直到桓玄入主建康，改朝换代。桓玄称帝后，荒淫无度、不理朝政。元兴三年（404），刘裕起兵进攻桓玄。桓玄不敌，逃回荆州大本营。

经过几年的战斗，刘裕终于基本清楚桓氏在荆州的势力，稳定了对荆州的统治。刘裕代晋后，鉴于荆州地广兵强，对荆州特别重视。为了防止历史重演，他一是派宗王出镇，二是对荆州行政区进行重新划分，到刘宋末期，荆襄藩屏上流的功能丧失殆尽。

但即便如此，荆州仍对中央政局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南齐中后期，权臣雍州刺史萧衍也走上了造反之路，此时的荆州已经被大大削弱，军事实力自然不能与雍州相提并论，但是荆州毕竟是上流重地，距离襄阳步道500里，还有水路相连，一旦攻占了襄阳，则荆、扬相连，雍州必将腹背受敌。因此，萧衍在起兵东下之前，必须得到荆州的支持。陈霸先代梁建陈时，j江陵、襄阳已为西魏所控，南北对峙依托长江，上游以荆襄为屏障下游以江淮为屏障，而现如今，江北屏障具失，数千里长江随处可渡、尤为致命的是，巴蜀、荆襄一失，则长江之势已归北方。

北方可在此建立水师，以上游之势，沿江顺流直驱，这样一来，本来是天然屏障的长江反而成为了南方政权的催命符，这也是为什么北方在杨坚解决内部问题代魏立隋后，很容易就灭掉了南陈的原因。以长江为界限，一旦天下大乱，全国就很容易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对于南方而言，要安稳地划江而治，必依仗荆襄、江淮两个长江屏障。相较于江淮，荆襄上游的优势更为明显，对巴蜀，对江南都能形成绝对的战略威胁。而荆襄之地，以襄阳为枢纽之地，以江陵为经营复地，江陵依托襄阳防御，若失襄阳，则整个荆襄则不存。荆襄一失，则南北对峙的平衡就会打破，长江再不是北方政权的天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