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思考的时候，不一定要学会表达；但当要有所表达的时候，必要思考。

人在思考的时候，往往受着思维方式的制约。简单地分类来说，有坐着、站着、走着这三种基本的思维模式。

坐着（或称跪式思维）思维的人以静止的眼光看世界，抓住目前已知的一切信息，在自认为比较发达的大脑里飞快地加工着，得出来的思想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专注于一个焦点，难免偏面和谬误百出，往往不能自圆其说。

站着（或称突破式思维）思维的人，善于从否定之否定中探讨问题，绝不囿于现成的观点，绝不承认权威的学说就是百分百正确，他们敢于站在大家或前辈巨人的肩膀上深思熟虑地看问题，所以观点新颖、大胆，表达真实可信，但也会造成过份自信而让自己坠入先验的泥沼之中，如果是个有固执个性的人，一旦形成顽固的认知方式，就会走向极端而变得不可理喻。

走着（或称螺旋式思维）思维的人，承认个人认知的局限性，随时会改变已被证明是错误的观点。正象坐在汽车里旅行的人在思考一样，他们认为汽车的前进就是奔向未来，身后就是过去。人在时间飞器中的思考，就不能固定在某一个点上。必须承认自己在随着外部世界一样在飞速前进，周遭的一切在发生着变化。这样的人看问题有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所以说承认自己认识的局限性，并没有贬低自己，反而因为他们能与时俱进，所以能始终站在思想的制高点上。

思维模式的不同与德性的关联，主要表现在对外表达上。不承认思维有很多弱点的人，就是只看表面现象的人，而且根据眼前所掌握的点滴事实，马上得出结论，并抢先表达出来。就象下面这个例子说的：有一个人与老婆去银行取款，到了 ATM 室的自动门口，这个人开玩笑地对老婆说，我可以拿着手头的饭卡打开ATM 室的自动门，他去刷了一下，然后——门居然开了。这人顿时来了劲，立即得出一个结论：这个刷卡装置不安全，至少不是能够专门识别银联卡的。他甚至飞快地泛化出了一个更具一般性的理论来解释这个现象：即可能所有带有磁性的卡都可以用来开门。老婆看他得意洋洋，就泼过来一盘冷水：不一定是你的卡刷开的啊，你不刷卡试试看。这人不信，说怎么可能呢，心想我刷卡，门就开了，还有比这更明显的因果关系嘛。但出乎他意料的是，他走出门，这次没刷卡，门也开了——原来是感应门——原先这个 ATM 室的确是刷卡门，但后来改成了感应门，刷卡的那个装置只不过没拆掉残留在那里而已。

这说明，人喜欢从关联当中寻找因果，但却缺少深入下去研究的习惯，结果得出错误的结论往往还不自知。

人类的思维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捷径，每一条捷径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降低了大脑的认知复杂性（笼统的看一个问题要比细致的分析简单得多），有助于迅速做出绝大部分时候都正确的判断；但另一方面，它也常常导致人们把大部分情况下成立的法则当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可以说，有多少捷径，就有多少条谬误。

人类的情绪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的思考。比如，如果你憎恶一个人，你往往就会反对他的所有立场。反之亦成立。人类大脑经过长时间的进化，先天就具备一些特定的“思维定势”，以使得人类能够在面对进化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适应性问题时能够不假思索的做出迅速的反应。

人类不可避免的受着各种各样的偏见的影响，这些偏见有些是有一定适应价值的“思维定势”（如事后聪明式偏见），而有些则是大脑的认知机制的“缺陷”。

以上，构成了人类思维中的种种谬误。而学会思考，就是学会认识到这些谬误。

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已经对人类语言中的各种各样的谬误有了一定的认识（譬如，“我们无法讨论不存在的东西，所以所有的事物都是真实的”），并对辩论之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谬误进行了归类。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的文化里面，理性思维似乎是一直被抑制的，中国文人传统都是非理性思考者；所谓非理性思考，主要包括联想、比方等形式，这些思维方式作为人类天生具有的思维方式的一种，一方面当然有它的好处（比如在科研方面，联想往往能够启发新思路；类比也有助于用新颖的方式来解决既有问题），然而另一方面，这样的思维方式同样也充满了各种各样致命的谬误。在大众知识领域，自中国古代文人思维习惯流传下来的影响，深刻地左右着人们的语言习惯，随处可见的不靠谱的类比和文字游戏就是证明。

当这些不可避免地与一个人的人格、品性结合起来时，我们就会悲哀地看到，有些人不仅连表达的技巧都没有学会，更是因为认知的谬误导致道德水准十分低下，让人不忍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