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这两个字在先秦典籍里其实是有的。

《礼记·学记》：

《礼记·王制》：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我们来看一下“学”字的字形演变。

甲骨文的“学”字上半部是两只手在摆弄算筹，“x”代表算筹，狩猎采集社会算数很重要。有趣的是下半部有个房子，说明教学活动是在房子里发生的。金文“学”字在房子里还加了一个小孩，更加具体形象了。

所以，“学”最初是指“学校”，后来才派生出“学问”的意思。

2500年前的学校跟现在的不太一样，那个时候的学校是个多功能的所在。

《礼记·王制》：

天子出征，祭告天地和宗庙以后，要在大学里确定作战计划，班师回朝后在大学里举办庆功宴。每年举办敬老活动，也在大学里进行。可见那个时代的学校是一个意义广泛的教育场所。

教育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说多重要都不过分。我们祖先对教育尤其重视，把它视为国家的头等大事。

《学记》：

教化的思想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子不教，父之过”，父母坚信自己有教化子女的义务和权力，哪怕孩子已经成家立业了。“长兄为父，长嫂为母”，年长的坚信自己有教化年轻人的义务和权力，现在农村里初次见面还习惯问贵庚，潜意识中是在确定双方的位次。“入则孝，出则悌”成了不言而喻的生活准则。

《论语》中有句话：

说明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实践是建立在教化权力之上的，对农耕文明来说，“教化权力”远比“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更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宣传了多少年“人民公仆”，但我们骨子里还是想做一个“父母官”。

教育的对象首先是孩子，那个时代的孩子们在学校里都学些什么呢？

《大戴礼记·保傅篇》记载：

可见当时的学制分2截，8岁（虚岁）入小学，15岁上大学。古时候15岁束发为髻，表明你是个大孩子了，20岁行冠礼，表示进入成年人行列了。

“小艺”是指识文断字，“小节”是指洒扫、应对、进退这些待人接物之道。

“大艺”即《诗》《书》《礼》《乐》，孔子的那个时代叫做“王官之学”，孔子的伟大在于他老人家促进了文化下行，让普通人也能够有机会学习“王官之学”。普通人可不是指在田里干活的草根，而是指破落的贵族，序起家谱来也是有身份的人。

“大节”乃大学之道。什么叫大学之道？就是学做大人。什么是大人？我们来看一下甲骨文。

我们看到“大”和“人”都是一个人的形象，区别在于“大”字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人”字是一个垂手弯腰的干活的模样。

孟子说，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都有大人的成分，也有小人的成分，“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困在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里的是小人，想着如何参赞天地的是大人。

孔子在《易经·乾·文言》里说，

孔孟就是大人的形象，大学之道就是这么一门学做大人的大学问。

虽说教学目标在孔子的时代就已经确定了，但是近两千年过去了，并没有一套标准的教材。直到南宋淳熙年间（约公元1180年），一个叫做朱熹的民办教师编了一本教材，叫做《四书章句集注》。明朝以后，这套教材得到了教育部的认可，成为了官方法定教材。

朱老师把《礼记》里的两篇文章《大学》《中庸》，和《论语》《孟子》两本书合编在一起，称作《四书》。在朱老师的框架里，《四书》是主修课，原有的《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是辅修课。事实上，四书五经是分不开的，不读《五经》是读不懂《四书》的，《四书》更象是《五经》的摘要。

任何一个东西，只要是成了标准，马上就会有反对的声音。跟朱熹老师同时代的，还有一位民办教师叫陆九渊，他就不同意朱老师的观点。两位老师还进行过一次大辩论，史称鹅湖之会。一百多年后出了一个王阳明，他说朱老师的教学目标没问题，但是教学方法有大问题。他还指出，朱老师在注解《大学》时修改了原文，夹带了私货，对于学者来说这是严重的纪律问题。王阳明的这套学问叫做“心学”，朱王两位老师的思想事实上后来融合了，所以统称宋明理学。

自从朱老师的教材成了官方教材后，高考的题目就全部从这里面出了。旧时代的最后一次高考发生在1904年，此后这项存在了1297年的制度，就彻底废除了。

现在的孩子们的学习内容要广泛得多，但也不是想教啥教啥，国家是有控制的。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我们有一套完整的教学大纲。这套教学大纲最初是哪儿来的呢？您猜对了，是西方传过来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国学的本质是一套教学大纲 ，这是一套在我们自家土地上长了两千多年的教学大纲，虽然一百多年前在形式上被放弃了，但它并未远离，依然流淌在我们中国人的血液里。

说到这里，虎爸虎妈们可能就琢磨上了，要不要双大纲教学呢？不用急，从下一篇开始，我们就来看看这套大纲到底讲些什么，搞清楚了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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