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一个宗教盛行、多元并包的社会，佛教、道教及各种外来宗教都获得巨大发展，相互之间也在影响、交融。
在这一时期，发生了玄奘西天取经，却又出现了会昌灭佛；道教取得了类似于国教的地位，却始终不及佛教深入人心。在相互竞争又相互渗透的各种宗教之上，则是笼罩一切的皇权。武则天利用佛教的经义为其登上皇位进行合法性的论证，而玄宗、武宗、宣宗则都接受了道教大师的授箓。
至于那些居于儒家价值观高地的士大夫们，则一方面力图在公共领域对宗教加以限制，另一方面却在私人生活中与僧、道人士过从甚密。如果我们不了解唐代宗教，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这个时代。 在唐代，同一家庭内部的不同成员可以分别信奉佛、道，这既是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反映，也是唐宋之际三教合一的基础。
李唐王朝，道教风靡，皇帝尊奉，地位至高无上。
道教，在李唐时代位列三教之首，在儒、佛之上。能有如此发展，与统治阶级的大力支持和提倡是分不开的。
当李渊和李世民父子在隋末起兵争夺天下之时,为了抬高其门第,争取上层贵族的支持,便利用道教祖师老子姓李的巧合,尊奉老子为唐王室的祖先,宣称自己是神仙后裔,借此制造“君权神授”的舆论。
此后，
李渊起兵晋阳时,道士们积极响应起义军,楼观道士岐晖大肆宣传“李氏兴,天道改”,称李渊为真主,开仓献粮,支持唐军；著名道士王远知在李渊起兵前,自称奉老君旨意，密传符命；一些道教上层人物,为了争取新统治者对道教的支持,也在各处制造“老君显灵”的宗教神话和谶语,以迎合李唐王室的政治需要；唐高宗时,继续执行尊祖崇道的政策；乾封元年,高宗巡幸安徽亳州老君庙,下诏追封老君“太上玄元帝”尊号；仪凤三年,又下诏以《道德经》为上经,作为国家科举考试的正式科目,列于《论语》等儒家经典之前,举子皆须兼习；同年,又下令道士隶属于管理皇室宗族事务的宗正寺,班位在诸王之次。......
这样,道教不仅成为唐朝的国家宗教,而且是皇室家族的宗教。
■道教的斋醮法事,可以为统治者祈福禳灾,祷告天下太平；
■ 道教的炼丹和养生方术,可以满足帝王贵族追求长生不死的愿望;
■ 道家清静寡欲,与世无争的思想,可以为某些官场失意的官僚文人提供精神安慰和寄托；
■ 甚至上位者利用道教为李氏皇族的统治制造合法根据。
道教以宗教信仰为中心，包罗了许多古代科学技术，在唐朝历史上这一点非常重要，药王孙思邈、天文大师李淳风等人都属于道教人物。
在安定的局面下，儒、释、道三教得以并用，思想界出现比较自由的气氛，这是形成盛唐气象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儒家在唐朝的地位不断提高，玄宗很重视在官学里研习儒家经典，并允许民间立私学以弘扬儒家学说。
唐太宗说：“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确定了以儒家思想治国的总方针：“偃革兴文，有德施恩，中国既安，远人自服。”唐朝的皇帝因而有远见地将儒学提升至国家宗教的高度，又大力推广教育，不但提高了百姓对统治者的认受，也为国家培养了忠心、可靠和高效的官员。它也使国家避免过分地倚重军人，同时还削减了高门大族的影响。
开元十年（722年）六月二日，唐玄宗将御注的《孝经》颁于天下。到了天宝二年（743年）五月，他再一次御注《孝经》。《孝经》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有人说是孔子自作，但实际上可能成书于秦汉之际。《孝经》有云：“在家以孝事亲，出则以忠事君。”这就是所谓“移孝作忠”，因此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
玄宗御注《孝经》，还要求天下百姓每家都必须藏一本《孝经》，勤加研习，这不仅反映了他对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重视，更显示了他希望能利用《孝经》来巩固尊卑长幼各安其位的社会秩序。
儒学对唐代文学家最根本的影响，体现于他们人格的塑造上。
大唐建立，太宗授命孔颖达成《五经正义》，太宗对儒学的推崇，亦不过是继承南北朝以来的义疏烦琐之章句学问，高宗、武则天以后则是偏重进士词科，明经者仅限于记诵章句，绝无意义之发明，是中材以下的进取之途。官方认可的儒学僵化生硬，儒学自己又无力开新，便难以为社会所自然接受。
不管是初、盛、中、晚哪个阶段的，大都具有一种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渴望能为国家的强盛繁荣作出贡献，对民族和百姓有着深切的关怀。他们的人生目标是为国效力，建功立业，以此实现自身价值。李白的“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显清一”和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就是这种人生观的典型表述。
从初唐四杰、陈子昂、员半千，到李白、杜甫直到元稹、白居易、韩愈、柳宗元，乃至晚唐的皮日休、陆龟蒙、罗隐，他们诗文作品的内容和表达方式尽管因时势的变化而有种种不同，但贯穿于其中的儒家思想，却是基本一致的。韩愈把《大学》从《礼记》中分离出来独立成书，其核心便是“修身”“齐家”，即“修齐”之道。
儒家思想体系就这样制约、影响着唐代文学，既使它因关注政教和现实人生而具有高度的人文关怀，又使它因过强的功利目的和以严格节制为特征的艺术趋向而显得压抑拘谨。如果整个唐代文学没有儒家以外的思想体系发生作用，那么它将会是相当质木板滞、道貌岸然而缺乏情趣的。在唐代还活跃着道家道教和佛教这两个思想体系，它们各自以别具特色的理路和形象体系，滋润着唐人的文学创作，纠正着、削减着儒家思想的某些缺陷，而为唐代文学增添了丰富的艺术色彩和神韵。
